新时代以古诗词为例微探中华传统的意境——以王国维的境界论为例
来源：未知 作者：admin 日期：2020-07-26
本文为牡丹江大学学报官网文章。
[摘要]中华传统意境论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中华传统的审美理论，是道禅结合的产物，具有整体性和模糊性。而王国维的境界论虽立足于中华传统，以中华诗词做例证，但又深受西方文艺哲学的影响，重视直观性和明晰性，融合了西方的美学理论观点，这使境界论更具普适性，和传统的意境论接受对象已明显不同。
[关键词]中华传统意境论；王国维境界论；理论基础；接受对象
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王国维是“中华意境论的集大成者”，而把“境界”等同于“意境”。其实，王国维的境界论和中华传统的意境论有本质差别。王国维在论述其境界论时，采用的诗词和戏曲小说虽然都立足于中华传统的作品，但其境界的思想材料基本上是西方纯粹文艺美学的，强调直观性和明晰性。境界论由于采用了西方文艺理论观点，使其能够走出国门，走向世界，具有普适性，因而和传统的意境论接受对象已明显不同。
一、依据的理论基础
不同中华传统意境论是道禅文化精神影响的产物，具有模糊性和整体性。道家永恒之道是整体的，模糊的，空灵的。佛教禅宗所追求的是“色即是空、空即是色”的意境。宋代以禅喻诗，亦追求空灵之意境。刘永济对姜夔词空灵特点有一精当的评价：“这种写法，在技术上合于诗人比兴之义，而以身世之感贯穿于咏梅之中，似咏梅而实非咏梅，非咏梅而句句与梅有关，用意空灵，此石湖所以把玩不已。”[1]中华传统的意境论是以中华传统的比兴为依据，又用意空灵，只能靠心灵去体悟。在结构上重境外之意是其结构的整体功能性质。王国维的境界论是在动荡的近代中华社会中中西文化冲撞的产物，境界论看重的是质实而不是虚空。其本质要求是求真，强调景物感情之真，明晰性是王国维境界论的理论特点。
中华的审美感官中，五官一直没有高低之分。中华古人更倾向用“通感”的方式去感受。钟嵘论五言诗之美提出“滋味”说，并把“滋味”的多寡有无作为审美价值的高低，要描述中华的意境之美是离不开味的。唐代的司空图在《与李生论诗书》提出“韵外之致”和“味外之旨”的言论，宋代的苏轼在《书黄子思诗集后》中提出了“发纤秾于简古，寄至味于淡泊”的至味论。无论司空图“味外之味”还是苏轼的“至味”说，其涵义都是认为优秀的诗歌能使人产生回味无穷的美感享受，难以言说的审美愉悦。在这基础上，南宋著名词人姜夔非常认同苏轼的言论，认为作品光精炼还不行，还必须要含蓄，言有尽而意无穷。现代一些伟大的词学家有的非常欣赏姜夔的词，唐圭璋就认为姜夔词最有意境，最有“言外之味，弦外之响”。味对中华意境之美形成的五官整合的主体构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
中华传统的意境论中追求的是含蓄微妙、回味无穷的艺术整体功能。姜夔词是否有意境是一个久有争议的问题，中华传统的词学家都尊崇姜夔之词，并认为《暗香》和《疏影》是历代传诵的名篇。可是在《人间词话》中，王国维批评姜夔说：“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，惜不于意境上用力，故觉无言外之味，弦外之响。”[2]王国维认为姜夔词无意境，还特别以姜夔的《暗香》和《疏影》为例子，贬其“无一语道着”。尽管王国维评价文学是以中华传统的意境论的“言外之味”“弦外之响”等作为批评标准，但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解。王国维的境界论并不是从中华传统的意境论一线下来的，而是充分吸收了西方近代文艺美学理论为基础。西方很早就把视觉和听觉作为审美感官，而排斥其它感官。王国维的境界论提倡“语语都在目前”，接受的是西方文艺美学观点，更重直观。追求的是对外部世界明晰的把握。境界论把明晰性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和认识自身的要求，是人类追求真理的要求。王国维强调直观说的观点直接来自叔本华，在各种感觉经验中，叔本华最重视视觉，最重视直观。因此，在叔本华那里，最精妙的审美经验是由视觉经验所代表的。叔本华曾明确指出：“每一认识，每一直观，只要仅仅是直观意识到的，还没有在概念上沉淀的，都是人们感到的。”[3]王国维之所以敢挑战姜夔这位在中华词学史上已经获得定评的大家，是因为他拥有在中华词学传统中从未有过的全新的西方理论观点。王国维批评姜夔的“写景之作”是“如雾里看花，终隔一层”，其《暗香》《疏影》也不例外。姜夔的《暗香》《疏影》均歌颂梅花，但是词中没有一句对梅花形态的具体描写，读者看不到梅花的形象，感受不到梅花的神理，因此王国维批评它们“无一语道着”。
王国维对姜夔的全部批评，都是以他的境界论为基础的。境界论的标准是真景物、真感情，而真景物、真感情是一种“不隔”的明晰的景物和感情。“不隔”的景物和感情是可以“直观”的景物和感情。按照这一标准，王国维评价姜夔词是有格而无情，但是现代学者夏承焘并不同意王国维的评价，夏承焘说姜夔词“情实俱在，……况白石诚挚之态度，纯似友情，不类狎妓，在唐宋情词中最为突出，又何必讳耶？”[4]从这段话中可看出夏承焘认为姜夔的情词非常优秀，感情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情。但王国维评价姜夔词是格调虽高，但无真情，是因为姜夔词意象含糊，不清晰；加之姜夔词太雕琢生硬，明明只是一个简单的意思，偏偏要用典故；使读者无从索解，而索解之后又会觉得了无深意，真感情上显得不足。
二、接受对象不同
中华传统之意境论追求的是空灵之美，追求内部隐含的未定点，呼唤读者调动自己的想象体味诗歌的意蕴。为了使读者能更好的欣赏作品，创作者不只局限于单一层次的“象”上，他要创造“象外之象”，要求读者调动自己的想象积极参与文本的“召唤结构”的填充。由于传统的意境论是重虚轻实，显得比较朦胧恍惚。“沧浪之兴趣，阮亭之神韵本与境界相通,但兴趣、神韵之说都偏重于读者的审美感受，又说得迷离恍惚，难以捉摸，而王国维的境界则使人注重于之所以产生兴趣、神韵的美的本质，使人从观赏面目而深入到追究本质，使空灵蕴藉的回味找到具体可感的形象实体。”[5]因此，王国维的境界说比起中华传统的意境论使读者更易接受。另外，诗歌中用典是中华文学的一大特点。中华的士人们普遍认为用典能够增加诗文的文化内涵，从而使文学具有更深的蕴涵。江西诗派领袖黄庭坚极力主张用典，甚至指出点铁成金、脱胎换骨。王国维的境界论从诗词本身的形象和情感内容论述。他论词的“隔”与“不隔”以叔本华“直观”说为基础，他在《人间词话》中并不是一味反对用典，而是反对用典较僻，不知道典故，根本不明所指的作品。他对苏轼、辛弃疾用典并未特别反对，原因可能是两人词作感情真挚，无矫揉造作之态，内容深刻，能探究宇宙人生的终极问题。另外，苏轼和辛弃疾德行深厚，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之高尚人格。再者，苏轼、辛弃疾词里具有非常浓厚的人生如梦的感觉，此感觉类似于叔本华。是对“整个存在、宇宙、人生、社会的怀疑、厌倦、无所希冀、无所寄托的空漠感。”[6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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