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摘要]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开发历史使北大荒形成了广博多元的文化风貌，也使北大荒知青文学具有了多重文化底蕴，主要表现为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、农耕文化与渔猎文化、中国文化与苏联文化的交融互渗。以此视域来考量北大荒知青文学，可以发掘地缘文学的独特魅力。
[关键词]文化；交融；北大荒；知青；文学；牡丹江大学学报
北大荒是中国地理版图上不可忽视的存在。它位于祖国的东北边陲，是世界黑土区之一，物产富饶丰富。多年来，有众多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，也有大批移民来此地延续生的希望。近代以来，有主要以山东为主的关内移民“闯关东”；解放战争、新中国成立后，有大量复转官兵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命令，在此掀起开荒务农的热潮；在“上山下乡”的岁月，更是有54万的城市知识青年来到此地。此外，还有各种形式的移民涌入。“人口迁移往往促进了文化交流，各种途径移民北大荒的行为本身导致了移出地文化向移入地区扩散、传播，影响和熏陶了移入地民众的思想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，同时促进了文化融合。”[1]275独特的地理环境、历史文化因素，使北大荒形成了广博多元的文化风貌。北大荒知青文学中便表现出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、农耕文化与渔猎文化、中国文化与苏联文化的交融现象。
一、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交融
“上山下乡”运动使北大荒本地的乡土文化与知青携带的城市文化渗透、交融。知青原本生活在物质生活充盈、精神文明丰富的北京、上海、哈尔滨等城市，浸濡着都市的氛围与情调。来到北大荒后，面对着陌生的民风民俗，他们规整自己的言行，也不自觉地吸收了乡土文化的种种精神，与此同时，北大荒的乡土社会也在吸收城市文明的营养，文化程度较以往得到大幅度的提升。
北大荒是高纬度大陆季风性气候，开发较晚，奇寒冷峻，为应对这种极端的自然环境，当地人习惯大碗喝酒、大口吃肉，言行举止多粗犷豪放。来到此地接受再教育的知青，面对极寒粗粝的生活环境，逐渐改掉了城市化的气质，接受了本地水土的改造。她们“笑声那么豪放，再也不是当年姑娘那矜持、娴静的笑了。粗犷的风、炎炎的阳光，特别是那呼呼的大烟炮，软塑着姑娘们正不断走向北大荒人。她们中的多数肌肉丰满健壮了，体态丰腴了，不少变得豁达了”。[2]在特定环境的影响下，很多知青有了粗犷豪放的做派。“在林场干采伐工需要有很好的体力以及与人合作的能力。我和朋友们一起上山扛木头，下山后一起喝烈酒，也学着别人的样骂骂咧咧，摆出了一副很豪杰的样子。”[3]梁晓声《边境村纪实》中的姚医生，“不论跨进哪家门槛，赶上饭，便盘腿往炕头一坐，回到自己家里似的，饱吃一顿。”[4]221不仅举止做派粗爽，知青们还熟练运用北大荒的方言俚语与歇后语。肖复兴在《触摸往事》中说：“我们可以到自己种的瓜园里可劲地‘造’。造，是北大荒的土话，这个词特别有味，不说吃，而说造，透着足吃、海吃、敞开吃那股子解气的劲儿。”[5]在韩乃寅《远离太阳的地方》三部曲中，知青也使用了大量方言土语。这些极具地域气息的语言，体现出知青们入乡随俗，接受了当地居民的思维方式与表达习惯，透露出对乡土文化的内在皈依。
知青来到北大荒后，不仅言行举止变得粗犷豪放，当地文化精神也在积极地影响着他们。北大荒有大量的关内移民，他们在向北大荒迁徙时，受到恶劣环境的激发形成了艰苦奋斗、勇于开拓、不畏艰难、坚韧顽强的精神，这成为北大荒文化的底蕴。车红梅说：“北大荒乡土文化，是由本地积淀的少数民族文化和以齐鲁文化为主的华北、中原地区文化，在北大荒特有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发展模式下，相互交汇、渗透影响而形成的。”[1]308-309知青接受着北大荒文化的营养，形成了新的思想认知，将内心深处的勇于担当、豪爽坚毅的精神激发出来。梁晓声的很多小说讲述了北大荒乡土文化对知青的教育与影响。在《知青》中，老乡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教育知青粪池刨粪的活儿并不“下贱”；在《返城年代》中，老职工带着知青上山伐树，教育知青要爱护树林、保护环境，即便有知青把他撞下爬犁，导致他骨折落残，他仍淡然处之，毫不追究。这种胸怀与精神感动了知青，使他们返城后也铭记着老乡们的教诲，思考着未来的人生之路。一些知青还在乡土文化的影响下，得到了新生。在《今夜有暴风雪》中，知青刘迈克在农场职工的女儿秀梅的关爱下，重拾了人生自信，也懂得了尊重他人，在关键时刻，表现出了令人敬佩的品质。在《鹿哨》中，梁晓声以对比的方式展现出乡土文化的朴实醇厚。知青“他”在返城时抛弃了即将临产的妻子，独自回到城市，亲戚们市侩地怂恿他与妻子离婚。出乎他们意料的是，妻子很快邮来了离婚证明与为他治胃病的草药。面对妻子的自尊与关怀，他慨叹着：“一个仅有小学六年级文化程度的北大荒姑娘，对待爱情竟是如此的无私，如此的庄严，如此的心胸！对待生活竟有如此坚定的独立性！”[4]247于是，他告别了苍白无力的城市，回到了北大荒，乞求妻子的原谅，“在这里，他曾得到过荣誉、尊敬、信任、爱情……他要重新得到这一切。”[4]250朴实的乡土文化感动了知青，更新了他们对城乡、自我的认知，铸就着他们的思想生命。
当然，知青携带的城市文化也提升了北大荒乡土文化的层次与水平。知青普遍接受过一定的文化教育，认知水平较高，具有先进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。他们来到北大荒后，多以文明理性的眼光打量环境，自觉对封闭落后的乡村进行了批判与改造。如果说，梁晓声的《苦艾》等作品展现出了乡村愚昧落后得根深蒂固，难以撼动，那么，更多的作品表现出知青所携带的城市文化对乡土的成功改造，以及当地文明程度的提升。在韩乃寅的小说《苦雪》中，马广地与乡村姑娘韩秋梅谈恋爱，让韩秋梅刷牙等情节，表现出知青不仅大力发展北大荒的大农业，也改变了当地的精神风气，马广地还颇为自豪地强调，经过他的教育与影响，韩秋梅穿衣、说话、讲卫生各个方面越来越像城里姑娘了，知青进场后使连队的大姑娘、小伙子都开化了。韩秋梅也承认和知青接触后，懂得更多了。知青不仅引领着当地的文化生活，一些后来扎根在此的知青，更是将毕生都献给了北大荒。在陆星儿的《达紫香悄悄地开了》中，小芳大学毕业后，回到北大荒进行着教育育人的工作，以自己的知识与文化反哺着北大荒。贾宏图的报告文学中也有为了北大荒的发展，义无反顾地将毕生的才华贡献给这片土地的知青们。“54万知青为北大荒带来了知青文化的同时，也带来城市文明的生活方式，在整体上改造了北大荒人口的素质。”[1]311知青们播种了文明理性，促进了北大荒文化的发展与提升。
二、农耕文化与渔猎文化的交融
北大荒的经济形态多样，有种植业、畜牧业、渔业、狩猎、林业等多种形式。当地的鄂伦春族、达斡尔族、锡伯族、鄂温克族、满族、蒙古族、赫哲族、朝鲜族等少数民族多延续着以渔猎与游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。而随着北大荒的开发建设，关内移民大量涌入，种植业逐渐发展起来。知青的中原农耕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的渔猎文化有机地融合，形成新的文化气象。
知青响应国家的号召，开发建设北大荒，在广袤的黑土地上开荒种地，生产粮食，这是农耕文化表征。与之不同的是，北大荒的少数民族常年生活在冷峻严寒、野兽遍地的环境中，因为渔猎、游牧的生产方式，往往就地取材，他们将游猎时得到的狍子皮、鹿皮、鱼皮缝制成棉袄来御寒，赫哲人冬季还常用狗来拉爬犁，借助滑雪板穿越山林，他们所传递的文化信息，影响了同一空间中的知青。在韩乃寅的《苦雪》、梁晓声的《边境村纪实》中，便有知青使用此种交通工具的描述。并且，少数民族多信奉自然神灵，尊崇、敬畏自然，与自然融为一体，知青为了发展农业生产，有时对树林砍伐过度，造成树林的大片消失。在《知青》中，尹排长对上山伐树的知青说：“咱们向北大荒要的太多了，北大荒给咱们的也很慷慨，所以咱们要爱北大荒。真爱它那就应该是——没有必要不取，多一分，也不取。在这一点上，咱们要向鄂伦春人学习……。”[6]另一方面，因为生活环境、历史文化等因素，少数民族在与森林、荒原、野兽打交道时，囿于文化知识的欠缺，有时对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产生了迷信、畏惧的心理。在《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》中，鄂伦春人把“鬼沼”身后的万顷沃土称为“满盖荒原”，因为“鄂伦春人许多神话中都以恶魔作为恶的代表势力，……好几个神话中，都把恶魔的名字叫做满盖，看来这是鄂伦春人所集体塑造的一个典型”[7]，鄂伦春人不敢猎杀这里的任何动物，怕遭到“满盖”的惩罚。知青面对鄂伦春人惧怕的“满盖荒原”，能够运用理性知识化解迷信思想，特定时期“人定胜天”的观念，也加速了他们向自然进军的步伐，他们勇于迎接狼群、饥饿、瘟疫的挑战，最终成功地在“满盖荒原”上留下了垦荒者的足迹。
北大荒有少数民族的渔猎、游牧文化，也有汉族的农耕文化，多种文化样态融合互渗，不同思想精神也实现了交流影响。在梁晓声的小说《阿依吉伦》中，由于居住地靠近，知青连队与鄂伦春人常有些往来。“‘等价交换’，是鄂伦春族的传统道德观念之一。……其实，这种交换总是不等价的。他们偿还的，一向多于获得的。友善、慷慨，衔人之恩，誓心以报，是鄂伦春人的民族品质。”[4]189-190与鄂伦春人的相处过程中，知青也被他们行侠仗义的性情所感染。为要救助遭到政治迫害的“我”，“我”的两个朋友求助于鄂伦春人。鄂伦春姑娘阿依吉伦的父亲说：“搭救好人是我们鄂伦春的品德。”[4]194因为“我”曾救助过阿依吉伦难产的嫂子，更得到了他们一家人的热情帮助，从此“我”跟随阿依吉伦一家生活在山林中。虽然“我”因为难以适应鄂伦春人的山林生活而常感到寂寞，但是鄂伦春友人帮助“我”渡过了难关，“我”也被这种真诚的友情所感动。在郭大彬、王治普的剧作《勇敢的乌娜姬》中，知青李文焕因“现行反革命”的罪名逃进了鄂伦春人居住的深山中，鄂伦春姑娘戈兰帮助李文焕摆脱了困境，陪伴他度过了艰难的岁月，并与他结婚生子。在遭到李文焕抛弃时，戈兰心无怨恨，后来又以宽广的胸怀再次接纳了落魄的李文焕。李文焕也终于认识到了戈兰金子样的心灵，并感到灵魂的净化。少数民族的英勇无畏、善良豪迈温暖了困境中的知青，使他们生发出勇于面对人生挫折的勇气，形成了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。
在北大荒这片土地上，少数民族保持着渔猎、游牧的生存方式，拥有雄强粗犷的民风与独特的风俗习惯，显示出与知青的农耕文化不同的特质，但在相处过程中，两种文化相融互渗，互相补充，因而，“北大荒文化中有中原农耕文化的厚重，有游牧文化的雄豪粗犷，有兼容并蓄、相互渗透的文化个性。”[1]316多元异质的文化融汇，使北大荒文化与文学具有了多样的面孔与无限生机。
三、中国文化与苏联文化的交融
北大荒知青文学不仅书写了城乡文化、民族文化的交相互渗，也通过知青戍守边疆的故事讲述了中国与苏联文化的交融。这种文化上的交融，在北大荒知青文学中，主要以在紧张的战争形势下，边境线上的人民依然葆有善良友好的人性，实现了心灵、情感的交融，期待和平、幸福的生活来得以体现。
地缘环境的接壤，使两国人民的生活方式相似相近，美好的人情人性，也使中苏人民实现着情感心灵的交融。隔江而居的地理环境，使两国边境人民生活中有所接触，并具有渔猎文化的特质，喜好捕鱼、吃鱼。在梁晓声的《捕鳇》中，中苏边境的人民经过齐心协力的“斗争”，合伙捕捉到了一条粗壮的大鳇鱼，两国人民愉快地分了鱼头和鱼尾，感受着合作的愉快。两国人民不仅生活方式相近，情感心灵也互渗互融。20世纪60年代以后，中苏关系紧张恶化，在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后，知青更是响应号召，积极备战，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，边境线上的两国人民还是能够被一些温暖与善意打动心灵。在梁晓声的《鹿心血》中，紧张敌对的中苏关系，使知青们对苏联猎狗娜嘉充满了敌意，但是善良与爱心融化了戒备与提防，“我们”和娜嘉产生了深厚的感情，也和娜嘉的主人—一一对衰老的苏联老人有了交往。新年前夜，娜嘉满载着苏联老人表达谢意的酒和馅饼来到了中国知青的身旁，“我们披着大衣，围着火炉，有滋有味地吃了一顿馅饼，又吸着烟聊了许多。……那一次，除了食欲的刺激外，我们的心理上还感受到了一种很不寻常的补给。只是大家都有意避开这一点，只字不谈。”[8]远离故乡与母亲的知青们，从苏联老人送来的馅饼中，回忆并感受着妈妈的爱，只是因为对方是“苏修”，所以这种情感只能深埋在心底，通过其他方式表露出来。小说后半部分，知青们全力帮助苏联老人寻觅鹿心血的做法，可见他们对此情感的珍视。《非礼节性的“访问”》既描述了中苏边境都希望抓住越境特务的心理，又讲述了在消除误会后，“我”为苏联人民放映电影，苏联人民报以热烈掌声的故事，小说中，“我忽然觉得从他们之间寻找到了一种与我共通的情感……那就是对伟大的列宁的热爱，对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历史的崇敬”[9]141。特定时期的政治因素增加了国境线的紧张气氛，但是人性、人情可以超越国境。面对善意，知青的感受是复杂的，他们珍惜美好的情感，也从中体味着精神世界的丰盈。
对和平、美好生活的期待也促使两国人民产生深层的文化交融。虽然彼时中苏关系紧张，但是对和平的企盼，对幸福生活的憧憬，依然可以跨越国境，打动人民的心灵。梁晓声的一些作品展现了战争给两国人民造成的灾难。
当然，北大荒的文化构成非常复杂，除了上文论及到的几种文化形态外，还有“闯关东”的移民文化、转业官兵的军垦文化等等，几次大规模的开发建设，使北大荒形成了开放型、多元型的文化形态，“北大荒人勇敢的拓荒精神，互助友爱、重情尚义的世风民情，复转军人影响下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兵团战士的战友情怀”[1]77，共同成为北大荒发展的精神财富。虽然这些文化生长于不同的地理环境、历史背景、生活方式之中，彼此也不可避免存在龃龉与冲突，但是，广取博收的北大荒已将各种文化交相融汇、生发整合。据此，北大荒知青文学具有了无限言说的可能。参考文献详见牡丹江大学学报。
